吴晨/文

工业革命开启了全人类飞速发展的时代，破旧立新，人定胜天，发展主义和科技万能主义成为主流的思潮，《21世纪进化论》的两位作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一方面他们强调人类的文化和基因在过去二十万年的共同进化中所封装的智慧，或许在现代人看来不合时宜，却具备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系统时所需的“隐藏的智慧”；另一方面他们也呼吁我们正视工业革命所开启的200年剧变只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瞥，警惕丰饶的人造景观给我们带来的局限和盲点。

(相关资料图)

如果从1870年上一轮全球化开启到2010年这一轮全球化的末尾来计算，在这个超长世纪140年中全球经济发展是惊人的，人均GDP增长了几乎八倍，同期人类的人口又增长了八倍，全球经济成长是爆炸式的。经济发展几乎成为我们最熟悉的这段历史的唯一主题，对大多数地球人而言这意味着稀缺已经成为被遗忘的记忆，丰饶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放在人类发展二十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看，短期的丰饶并不一定指向长期的繁荣。《21世纪进化论》特别提醒我们，未来人类的发展并不只有经济增长一途。与科学发展、GDP为纲的发展模式相比，自然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更可能带来长期繁荣。

乌卡（VUCA）时代也让不少人陷入疲于奔命、应接不暇的焦虑。乌卡的核心特征是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面对“未知的未知”（即无法由过去来推导出来的不确定性），面对大自然的复杂生态，我们需要抱持一定的敬畏之心，同时又保持不断探索的能力。封装的“古老智慧”是人类与自然共生的长期策略，可以给予人定力；回归自然，与自然互动，培养成长所需要的勇气和好奇心，培养对意外事件和未知事物的开放态度，鼓励思想的碰撞，才能在自由探索中不断创新。

需要把本书置于一个更宽广的框架中去审视。用经济发展的尺度来评价过去200年工业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大发展，不难发现与此前人类文明三千年中经济在一个很小范围内上下波动相比，人类终于跳出了生物界支撑任何一个物种生存约束的“马尔萨斯陷阱”，取得了空前的物质文明进步，支撑人类发展到80亿人的规模，也支持了平均生活水平的持续增长。《精要主义》则从反面追问现代人的物质需求到底要多少足够。它所提出的一个人应该把所有家当装在两个皮箱里的构想，代表了对消费主义这种二战后美国经济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否定。硅谷创业的胜利，让“新镀金社会”充斥着一种“科技万能主义”的思潮。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科技万能主义者的口头禅是“Thereisanappforit”（可以设计一款应用来解决）。以追求百岁人生为例，“人定胜天”的硅谷创业者认为现在只要能活得够长，就能达到死亡的“逃逸速度”，科学的飞速发展会让“永生”成为可能。人工智能的拥趸则认为，无论是通过脑机接口，亦或是硅基文明（基于芯片的人工智能）取代碳基文明（人类和其他生物体），奇点的到来将意味着文明的剧变。

这些思潮都代表了工业革命之后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的彻底重塑，却也让跳出现代、科技、发展的框架，从自然、进化、共生的视角重新审视人、人类社会以及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这不仅因为自然的复杂超乎我们想象，需要人类保持谦卑，也因为物质文明的发展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也是常常为人类所忽略的代价。

乌卡时代，如何在传统和变化中权衡？

乌卡时代，剧变让先天与后天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虽然基因适应环境的进化和文化因应环境的变化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但因为外部环境的剧变一边突显基因变化的缓慢，另一边又突显人类掌握了全新技术之后的开创性改变的巨大能力，会让我们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觉。而这样的错觉一方面让人类在复杂的地球面前变得过于自大，另一方面也让资本家通过滥用人类尚未进化的欲望而牟利。

一组尖锐的冲突体现在人类的直觉与资本的滥用之间的矛盾。人类基因仍然保留着在一些在并不丰裕、经常饥饿时代所累积下来的“肌肉反应”，而这种直觉式的反应无法应对剧变的新环境，每每被“滥用”。人类对糖的迷恋让工业加工食品和垃圾食品被大规模制造，导致肥胖症、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成为现代最主要的长期疾病。人类的上瘾行为，无论是对烟草还是对社交媒体，也让资本有机会滥用一些人大脑的条件反射而牟利。

另一组尖锐冲突则体现在科学（可衡量维度的进步）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西药是科学的，希望用简单的方式治愈复杂的病症，却容易忽略人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复杂和多样性。育儿是科学的，现代学校也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但“工业化”传授知识的模式反而可能阻碍人们自由探索智慧之路，而如果一部分育儿变成了外包的商业行为，更削弱了家庭和亲情在成长中扮演的纽带作用；把复杂的环境简化，人为地给孩子营造一种过度安全的环境，规避必要的风险，又可能让下一代人在过度地呵护中丧失了应对小错误的历练，变得更加脆弱。

这些矛盾冲突本身也突显了基因与文化共同进化过程中人类面临的新难题。

当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缺乏变化时，文化作为代代相传继承下来的智慧，能够确保人类保持持续的繁荣。当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作为思想进化的产物——文化——也会变得不合时宜（遑论缓慢进化的基因），这时候需要更加活跃的思想市场。乌卡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快的时代，迫切需要按照以前从未见过的规模推动思想的解放和碰撞。这时，一方面意识变得混乱，因为环境的变化涌现出了更多的意识，相互之间打架；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停下来思索，审视人类祖先的智慧，思考哪些文化具有长期价值，不需要被一棒子打死。

这就让挖掘文化“隐藏的智慧”变得十分重要。

文化与基因的共同进化，需要挖掘其“隐藏的智慧”

进化是一种的长期适应性策略。无论是基因的进化还是文化传统的绵延，其背后都贯彻了一种长期性，一种在长期试错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经验。但在工业化所释放出来的现代性面前，这种长期性被丰饶主义所取代，需要警醒。

丰饶主义是一种变相的进步主义，认为经济和科学的发展会解决人类面临的一起问题，但其最大的盲点就是试图用几个简单的指标来衡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不断拓展地球可容纳的空间，不断推动经济增长，这些是可持续的么？其代价到底有多少？发展论带来的新颖和奇特，又掩盖了多少更为重要更为持久的价值？本书显然希望回归某种程度前工业化时代的价值观，至少用一种同情地态度看待文化和传统。

文化是长期的，传承的，保守的，不变的，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是食古不化甚至迷信腐朽的，但在真正全面理解其价值之前，作者认为最好不要贸然否定它。放长时间尺度，文化是一种适应性的产物，即进化的产物，代表了古老的智慧，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帮助下一代人形成应对问题的思维框架。当然，在剧变的时代，这种古老的智慧也会变成不合时宜，甚至很容易就被击溃，被驳倒，被戳穿。但千万不要低估这种文化和传统所蕴含的“隐藏的智慧”。

什么样的文明具备“隐藏的智慧”？需要兼具三个维度：复杂性，也就是被一再强调的“切斯特顿栅栏”原则，即谨慎对待那些尚未完全了解的系统，不要轻易进行改动，对于复杂且没有完全了解的东西，不要一棒子打死；变化性，即每个特体都可能产生不同的反应；持久性，即长期进化的产物背后一定有适用性的价值。兼具三者的文化是大智慧，任何成本高昂且长期存在的文化特征都应该被视为具有适应性。

两个有趣的例子比较好地展示了共同进化出的基因和文化背后“隐藏的智慧”。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过度卫生带来的悖论。为什么到印度连刷牙都需要用纯净水，目的是为了避免肠道感染，拉肚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拉肚子是在复杂（不是那么干净）的环境中人的正常反应，这也是几十万年人类生活场景的常态，而恰恰因为人会拉肚子，才会残留阑尾。一种假说认为，阑尾为人类肠道中的菌群提供了一个庇护所（菌群与人类共生，为人类带来的好处，现在已经日益被证明），在人拉肚子肠道清空之后，庇护所里残留下来的菌群可以再度繁殖，从而避免因为肠道菌群失调带来的麻烦。换句话说，阑尾具备人类进化中“隐藏的价值”，貌似无用的废物，但随着我们对人体这一复杂系统的理解，才能意识到它隐藏的作用。

阑尾的例子，让我们再次意识到敬畏自然的重要性，强调复杂系统背后隐藏着许多我们尚未破解的智慧，与其割除，不如去思考它“适应性”消失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过度卫生所带来的问题。而“过度卫生”本身又是一个现代性悖论的隐喻，消灭细菌本身就蕴含着现代人类对自然的误读。类比下来，过度呵护孩子成长的环境，消灭风险的做法，也是反自然的。

另一个例子则体现了传承文化中“隐藏的智慧”。

在贫穷的马达加斯加，为什么人们热衷于豪奢的庆祝，背后的假说是这是人类对波动环境的周期变化的一种适应术。如果在丰饶的年份中当地人就放开胆子生育——物种最根本的需求是繁殖——那么在后续的灾年就会必然导致吃不饱肚子饥荒发生。为了避免这种苦难的发生，最好的选择是在一个丰收的年份把超额的收获在豪奢的派对上“浪费”掉。同样的假说支撑玛雅人在丰饶的年份把超额的产出用于修建金字塔，因为公共建筑在贫瘠的年份是不会跟普通人抢食物的。

这种应对周期的传统是基于农业产出围绕着一个比较低水平波动的大前提所形成的自我保护机制，在“进步论”（经济发展论）的人眼中可能一文不值，却仍然有其商业的价值所在。丰饶时期貌似浪费的悖论，在现代人看起来匪夷所思，但其背后其实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均衡发展，不透支资源的长期发展思路，一种人与自然均衡发展的思路。

貌似无用的器官可能隐藏着复杂系统长期运转不可或缺的功能，看上去不合时宜的旧思想也可能隐藏着长期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思路，遗留下来的古老现象中可能存在着不易觉察的长期策略，这些是隐藏的智慧。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重温常识

“人定胜天”的乐观主义常常让我们无视自然世界中一直存在的常识和规律。当我们陷入“既要、又要、还要”的陷阱中时，几则常识特别值得重温：

首先是取舍思维，在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权衡。既要又要，很多情况下根本做不到，一方面受制于资源限制，做了甲就很难投入资源做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设计局限，想要既敏捷又规模化，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比如，不可能要求企业既是反应最快的公司，又是最大的蓝筹公司，规模化生产所需要的官僚体系与敏捷应变所需要的灵活团队之间有着本质的冲突。无论企业还是社会，不承认权衡可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如果我们观察自然，就会发现任何进化出来的，无论是生理的还是文化的特征，都是某种取舍的结果。农耕时代的人类的能力虽然已经超乎其他生物，却仍会受到自然承载率的限制。人类的长期发展就需要避免人口过度增长所导致资源不足的“马尔萨斯陷阱”，马达加斯加和玛雅人的案例足以证明。同样，任何为了求偶而进化出的炫耀产品，无论是孔雀开屏绚丽的羽毛还是麋鹿雄壮的鹿角，都尤其沉重的代价。

当然，发展论者可能会认为，马尔萨斯陷阱是农耕社会的问题，而工业文明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让人类可以在人口激增的同时大幅度提升个体的生活质量。这时需要我们重新思考“隐藏的智慧”，即这样的发展模式的代价是什么？资源的加速耗费？生态的破坏？还是气候加速变暖在未来可能到来的一系列灾难？

第二、需要理解收益递减、非意图后果和负的外部性。

现代性的一大盲点是衡量可以衡量的，而忽略无法衡量的东西。GDP为纲，就是衡量经济增长这一可衡量的数据，其代价可能是工业污染严重，农业化肥和杀虫剂滥用，城镇化导致植被退化等等，更不用说因为化石能源的广泛使用带来的气候变暖。

收益递减、非意图后果和负的外部性都是这一盲点的展现。当做出决策的个体不必承担这些决策的全部成本时，就会出现负外部性。比如只衡量经济发展而不衡量环保成本时，环境破坏就成为谁都不需要负责的负外部性。

非意图后果也是我们忽略复杂系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弄乱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古老系统就可能会产生一系列无法预见的问题。比如在一个地方大规模推广一种农作物，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精耕细作收成大幅增加，但却也因为缺乏生态多样性而大幅削弱当地抗病虫害的能力。十九世纪导致几百万人死亡的爱尔兰大饥荒其背后原因就是在爱尔兰广泛推广特定土豆种植的非意图后果，当一种土豆病虫害蔓延导致全国颗粒无收的时候，大饥荒就很难避免了。

最严重的盲点是收益递减，也就是一根筋追求单一可衡量目标本身就会出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固执地追求一个静态目标时，就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而收益却越来越少，这时我们就极大地限制了其他目标的实现。这一规律在商业和社会中一再体现，因为外部环境在变化，如果策略一成不变，其结果一定是成本不断激增。

第三、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复杂，同时尊重个体的多样性。

任何试图化繁为简，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或者说突出某个问题，而忽略了其他问题的方式，都是不可能长久的。在自来水里加氟，为的是保护牙齿，其结果却导致儿童大脑发育的问题。用化学物质保存食物，让工业加工的食物有更长的保质期，最终会产生长期的健康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审视。此外，整体并不是简单的局部的加总，整体往往大于局部的加总，这也是为什么氨基酸的小药丸取代不了健康饮食的原因所在。

对待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也要切忌隐藏的成本。

第四、需要强调回归自然，自由探索的重要性。

现代性的悖论是我们认为现代的方式是唯一的方式，而忽略了我们积累古老智慧的方法——通过在自然界中不断地探索和试错积累经验，创新发展。回归自然，而不只是呆在现代性所构建的场域中，无论是现代的学校、工厂、办公室、家庭，还是虚拟空间中，成了突破现代性悖论重要的互补。

一方面，人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进化。亲近自然，在自然中移动地越多，对世界的感知就可能越全面、越完整、越准确。相对于人造的景观，自然是结果不确定的环境，不断推动人去探索。在数字时代，我们哀叹，因为手机导航，人连看地图的能力都丧失了；也因为智能手机的各种应用，从推荐景点到筛选餐厅，导致我们连在陌生的城市中邂逅也变得很少见。回归自然，其核心是回归“第一性原理”，放弃任何操纵人的工具。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培养勇气与好奇心，教会年轻人在新想法或新数据出现时积极地、自信地评估世界，所有这些都需要走出教科书的抽象文本，需要走进复杂而多样化的自然界。当然，也只有走进自然之后，才会珍视地球生态多样性给人类的价值，而不堕入唯增长论的发展陷阱，或者科学万能主义解决任何问题的陷阱之中。

这样的自由探索也能够推动人们朝着反脆弱的方向进化。反脆弱是当受到伤害或压力时能力增强的状态。通过承担可管理的风险，突破原有的界限，培养对意外事件和未知事物的开放态度，我们才能变得越来越强大。

这恰恰是本书所提出的“矫枉过正”观点的意义所在。它给我们最大的警醒在于，不要迷失在现代性的丰饶假象之中，而忘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积累的智慧。

马克斯*韦伯曾经说，“物质利益可能驱动火车沿轨道前行……思想却是扳道工”。我们不要忽略，“隐藏的智慧”中蕴藏着人类繁荣的长期策略。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本文为《21世纪进化论》一书推荐序》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程凯